文｜赵恺
幕末尊王攘夷的日本画。
1862年在大久保利通的谋划之下，萨摩藩随向孝明天皇提出对德川幕府的改革方案，即：平反安政大狱的同时清算井伊直弼派势力；任命被软禁的越前藩前藩主松平庆永为大老；德川齐昭之子德川庆喜以“将军后见”（即将军辅佐者）执掌幕府事务。岛津久光的提议看似是在为昔日的德川齐昭一派势力鸣不平，有替人作嫁衣的嫌疑，但实则有意让德川幕府继续陷入内部纷争无法自拔。
在对德川幕府内部事务的干涉初见成效之后，孝明天皇又综合长州藩和公卿阶层的意见发出了所谓“三事策”的敕令。除了重申萨摩藩的要求之后，孝明天皇还要求德川家茂应该尽快上洛，同时以沿海五强藩为基础设立五大老。所谓的“公武合体”至此已经演化成了“幕藩共治”。面对亲自从京都赶来与自己交涉的岛津久光，德川家茂只能选择妥协，但是在任命德川庆喜为“将军后见”的同时，德川幕府还是小小地抵抗了一下，以松平庆永不是井伊、酒井、土井、堀田四家为由，改任其为“政事总监”。
德川家茂
既已有天皇敕令下达，那么京都是不能不去的了，但德川家茂还是让忠于幕府的大名小笠原长行率领精兵1500人于大阪一线登陆，先行控制京都。但此时幕府已经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，面对跃跃欲试的各地强藩和急于走到台前的天皇，德川家族内部的保守派渴望以武力为后盾，重建自身的权威。不过在孝明天皇的坚决反对之下，小笠原长行的部队最终驻足于了京都之外。德川幕府只能以“反恐”为名，通过招募亲幕府浪人，以亲幕府的会津藩为主在京都组建了名为“新撰组”的民间武装镇压异己。
就在德川家茂仍在犹豫何时前往京都之际，同样野心勃勃的长州、萨摩两藩却提前爆发了冲突。在萨摩藩的支持之下，1863年9月30日，德川幕府以驻守京都的萨摩藩和会津藩武装接管了皇宫的禁卫工作。随后支持“公武合体”的中川宫朝彦亲王等公卿进入皇宫，宣布此前孝明天皇所谓“亲征攘夷”的诏书不过是受到了长州藩方面 “迫切上言”的压力而不得已做出的，在时间尚未成熟的情况必须延期，随后三条实美等大批与长州藩长期合作的激进派公卿被剥夺了官位，史称“文久政变”。
孝明天皇
除了萨摩、长州两藩的争衡之外，孝明天皇本人对局势的看法和思想转变也在“文久政变”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。在萨摩藩的军队进入京都之初，孝明天皇认为各方“攘夷志士”人心可用，完全可以作为牵制德川幕府的政治资本。但随着各派势力将京都化为争权夺利的战场。孝明天皇的立场开始转向保守。在后世发现的一份敕书草稿中，孝明天皇曾这样写道：“山阳、南海、西海忠志之士如风起云涌般聚集,告朕云：近年幕府有司渐多排挤正义，蔑视朝廷，纵容夷人……实为玷污天命，其罪难容。应火速昭告天下，除幕府奸吏，举正义藩臣。朕听之大为骇然。”
孝明天皇之所以“骇然”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是因为“一旦愤怒之势高涨，有勇无谋者将使天下土崩瓦解，这正中外夷之下怀。”因此才打算写下敕令“谕告诸国忠士不应涣散，不应动摇，待朕下命之时再举之”。但这份敕令还没来得及发出，孝明天皇便嗅到了更为危险的信号。在写给亲信中山忠能的信中，孝明天皇提到：“动荡局势中，持暴论、袒护浪人之公卿有之。”自古以来，天皇便对公卿有着较武士阶层更深的防范，因此在察觉到“攘夷志士”有与公卿合流的趋势后，孝明天皇便公然给其打上了“表唱忠诚，内心图谋不轨，惟恐天下不乱之辈是也”的标签。要求岛津久光和忠于德川幕府的各派势力“入京平叛”。
“文久政变”之后，京都事实上重新落入了德川幕府和萨摩藩的控制之中，为了自保，孝明天皇随即以“攘夷派”“盲目行动失和于列国，妄兴倒幕之师并非自己意愿”为由将责任全部推向了长州藩。同时在写给亲信的信中更得意地宣告：“三条（实美）暴烈之处令人深感痛心。拒不采纳朕之意见，且与浪人同流。……可恨之辈已除，实属大快人心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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